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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照晶:书写女性的和平诉求

2021年05月31日 23:02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点击:[]




内容摘要:一战期间美国妇女群体组建并领导新型和平团体,将社会改革与国际秩序的改造联系起来,提出新和平理念,持续影响了战后世界秩序与权力结构。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经历了从妇女史到妇女和平史、到女性主义和平史研究路径的转化。在研究内容上,妇女和平理念、妇女和平实践、妇女和平组织成为研究重点;在研究视角上,学者把女性作为历史的主体,探究性别、国籍、种族、阶层等多元因素,同时引入跨国视角;在研究方法上,呈现社会性别、和平学、全球史、文化霸权、语言学等跨学科研究路径。关于这一主题的国内研究较为薄弱,未来仍有发展的方向。



人类历史上,战争如影随形,但不同国家、种族、性别、阶层的人类群体对战争的反思、对和平的追求从未停止。美国妇女群体作为一支独立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登上历史舞台,组建并领导独立的女性和平组织,或者参与男性主导的和平组织,在这一时期从全球视阈将女性问题、和平事宜与追求美国式民主、社会公正联系起来,提出新和平理念,这些理念虽未在战争时期立即实现,但在世界妇女和平运动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持续影响了战后世界秩序与权力结构,引领了20世纪和平运动的发展方向。自一战之后至今,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平学的影响下,国内外妇女和平历史的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挖掘妇女的和平历史到女性主义和平史研究的转变,驳斥了以往的观点对女性与战争、和平的理论思考也更多元与深入,为当今世界的女性发展与和平事业指明了建设性的发展路径。

 

笔者将从四个方面来评述一战期间美国妇女和平运动史研究的主要成就与影响。

第一,在史学观念上,冲破男性精英史学的藩篱,在继承既有和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妇女和平史发展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战争作为一种得到认同的集体性暴力这一叙事模式主导了人类历史。然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无以计数的人员伤亡、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衰退、战争的精神创伤等,迫使人类反思战争,化解冲突,实现和平。美国的和平史研究始于一战之后,默尔·E.科蒂(Merle Eugene Curti,18971996)是奠基人,他挑战了战争神话的意识形态,主张和平研究应重点关注人类“理性的”、“智识的”和“关怀的”和平实践,修正了以往公众对和平主义者的偏见,和平主义者是“胆小鬼”、“自私鬼”、“叛国者”、“非正义者”,应该为战争负责,这些标签被否定,反而为和平主义者正名。

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出现了反越战的和平运动,这推动了和平学的兴起与美国和平史研究的复兴。一战促进了美国现代和平运动的兴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运动史成为和平史学家关注的热点。父权制主导下的男性精英史学将人类历史塑造为一部男性历史,女性是被边缘化,甚至是缺席的。在这一史学观念下,女性的和平活动作为点缀、引证被湮没在男性主导的和平运动中。以查尔斯·德本尼德蒂(Charles DeBenedetti)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一战爆发后男性和平活动家及男性主导的和平组织占据主导地位,女性不过是其他和平组织的支持者。史学家罗兰德·马钱德承认一战期间简亚当斯及其和平团体所领导的和平运动的突出地位,且呈现这一时代和平运动的特点: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与改革精神,换句话说,“改革论者”赋予这一女性群体双重角色:改革者与反战者。这是将和平问题纳入美国改革传统思考的产物,在此,和平运动的性别差异没有引起男性史学家的关注。

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主义从一种政治运动发展为一种文化思潮。作为一种理论也作为一种实践,女性主义包括男女平等的信念和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其目标是消除妇女及其他被压迫的社会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各方面所遭受的歧视。女性史学家开始让历史上被缺席的女性展示人前,让女性成为和平研究的出发点时,妇女和平史Womens Peace History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树立女性在冲突、暴力与和平中的主体性地位。这推动了妇女和平研究领域、主题的扩展,即第二、三项学术成就。

第二,女性领袖及其和平组织的相关文集整理、传记类著作与论文的问世。

·亚当、艾米丽·G.鲍尔奇、克里斯托·伊士曼文集分别由艾伦·F.戴维斯(Allen F.Davis)、马西德斯·M.兰德尔(Mercedes M. Randall)、布兰茨·W.库克(Blanche W.Cook等人整理成书,她们关于和平、战争、国际主义、两性协作等方面的文章被囊括在内。1935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平文集从1987年开始着手缩微工程,既收录了简亚当斯等20世纪初期主要女性和平领袖的日记、手稿、通信、文章、宣传册、书评等,而且整理了一战期间美国妇女和平运动的核心组织——妇女和平党、1919年苏黎世大会重组的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ILPF)总部及美国分部(美国分部是妇女和平党改组而成)的会议记录、报告、通讯、简报等。亚历山大出版社(Alexander Stree)开启了一项国际女性与社会运动的数字工程,来自多个国家、多所大学的妇女史权威学者参与其中,国际妇女和平运动是他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有关这些女性领袖的传记类著作、论文亦不少见。早期的传记多由她们的亲朋撰写,如詹姆斯·林(James Webber Linn)为他的姑母亚当斯作传,玛丽·G.佩克(Mary Gray Peck)为她的好朋友卡丽·C.卡特作传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传记多由专业研究者撰写,纪实性与研究性兼具,传记的种类也随之增多,如简·亚当斯的传记多达十余种克里斯恩·E.歌温(Kristen E.Gwinn)以鲍尔奇国际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为主线讲述了她的一生。杰奎琳·V.沃利斯(Jacqueline Van Voris)书写了卡丽·C.卡特通过从事女性参政权、和平运动的历练从一个本土主义者转变为国际主义者的一生。

孔福尔蒂尼指出了人物传记、女性和平组织内情记录的三重意义:一、它们复原了重要人物和重要活动的轨迹和观念,这些历史轨迹常常被“传统”历史学家(主要指男性视角的学者)忽视;二、通过这些历史记录,学者们可以窥探一战前后女性和平活动家对和平与女性主义的探讨,并发掘出她们的女性主义思想轨迹;第三,它们为当代女性主义和平活动呈现了角色模板、榜样和理论基础。在此,孔福尔蒂尼道出了原始资料的价值,它不仅为研究者的观点例证,而且对原始资料的解读本身是一种互文性和情境性研究。

第三,在妇女和平史的推动下,和平研究的领域扩大、研究主题多元化,专题性研究与综合性研究增多。卡迪尔·C.孔福尔蒂尼(Catia Cecilia Confortini)指出,1960年代妇女和平史把女性作为历史分析的核心点,揭示在古代或近代女性在和平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她们所宣传的观念。由此,一战期间女性和平群体及女性和平组织的挖掘,一方面推动男性史学家承认妇女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地位,如查尔斯·F.豪利特(Charles F.Howlett)整理了1991年之前美国和平运动史的参考文献及史料,妇女与和平被单独列为一个专题。另一方面,社会性别概念及理论运用到妇女和平史,产生了女性主义和平史。社会性别作为“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探究基于生理性别差异形成的一种社会的、符号建构的二元对立,社会性别史就是分析“社会性别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形式下运作”,基于此,女性主义和平史强调社会性别是独特而平等的,女性由于其母性光环,是人类生命的孕育者与培养者,因此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建设性力量。在此理论指导下,专题性与综合性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一)专题性研究主要包括女性和平思想、女性和平实践、女性和平组织的研究。女性主义、和平主义、反军国主义、国际主义成为研究妇女和平理念的关键词,她们的和平活动及其对社会性别结构产生的持续性影响成为女性主义史学家关注的重点。

玛丽莲·费舍尔(Marilyn Fischer)是简·亚当斯研究的专家,她从简·亚当斯主持的社会公共服务、参与的劳工运动与和平事业出发,利用“母性修辞”来探究女性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的来源与发展。鲍尔奇与卡丽·C.卡特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妇女和平党是一战期间美国女性和平运动的核心。1919年苏黎世大会之后,妇女和平党更名为WILPF美国分部。玛丽·L.迪根(Marie Louise Degan)的《妇女和平党史》1939年出版,1972年扩充修改,是第一本研究妇女和平党的专著。该书的研究基点是,将美国第一个独立的女性和平组织——妇女和平党的成立视为这一女性群体基于共享的和平理念对战争的积极回应,是对美国和平运动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该书史料详实,相当于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索引资料,但是叙事性强,分析不够深入,把报纸、期刊上的报道、评论作为研究妇女和平党领袖的动机、思想的一手史料,也是值得商榷的。布兰茨·W.库克在该书基础上写就了一篇文章《妇女和平党的合作与不合作》。约翰·M.克莱格(John M.Craig)分析了妇女和平党的社会性别差异,不同分部的领袖对待“作为培育者,女性更加珍视生命”这一女性特质态度不一,利用这一道德工具来推动和平运动的程度不一,正是这一“难题”预示了1920年代公共女性主义的普遍衰落。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独立女性和平组织的成立既是对男性主导的和平运动的反抗,又是后维多利亚新女性自我意识和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结果。妇女和平党宣传的“母性话语”之所以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有两个原因:首先,它与男女分离但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观念有关。其次,它受到超越性别、阶层、种族、地域等界限的民族主义战争体制的影响。

凯瑞·A.福斯特(Carrie A. Foster)悲观地将1915-1946WILPF美国分部的和平努力认定为一部失败的历史,原因是男性掌权者未能尽到争取和平与自由之职责。这一悲观论点的逻辑是,女性是和平力量之源,但未与男性平权,因此女性的和平行动是“失败”的,而“失败”并非女性群体自身所致。福斯特对男性与女性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定位实际上延续了妇女和平党及WILPF所宣传的“女性是和平的,男性统治是暴力的”本质主义论,而这一忽视了女性群体内部在战争与和平事宜上的多元主张。同时,她没能意识到美国男性精英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构建,推动国际关系的和平化,很大程度上是在践行女性的和平理念。

(二)关于一战期间美国女性和平运动的综合性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研究思路。(1)妇女和平运动是妇女运动甚至是国际妇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哈里特·H.阿隆索(Harriet H.Alonso)认为,1914年之前,美国女性主义和平意识已然觉醒,这源于19世纪女性对废奴、禁酒以及女性参政权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和平事宜上升为一项女性事业,女性和平运动便是从妇女参政权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帕特里夏·W.德尔垂(Patricia Ward DItri)从跨国视角指出,一战爆发后,和平成了国际妇女组织的共同目标,女性借助这一国际网络积极充当“调停者”角色。2)女性和平实践推动了社会权力结构的变革。苏珊·M.麦克法兰(Susan May Macfarland)的政治文化史视角独具一格,她利用资源动员理论、利益集团、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交叉研究来探究被政治史学家忽略的女性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运动(FPIM),分析第一代自主的大学生如何以反战女性的社会角色表达她们对和平的关切、形成公共意识、把思想和信息转化为决策体制。苏姗指出,虽然她们的和平目标没能立即实现,但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第四,关于女性主义和平学、跨国视角、文化和语言学转向等跨学科研究成为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末,和平研究吸纳社会性别因素,借鉴妇女和平史和社会性别史,产生了女性主义和平学,它是妇女运动、和平运动与女性主义批评的综合产物。 1995年《妇女研究》季刊第3-4期刊登了“重新思考妇女和平研究”的系列文章,针对妇女研究、和平研究作为学科、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区别、联系与结合进行了学术大讨论,女性主义和平学作为新的研究领域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90年代以来的WILPF历史研究体现了这一跨学科研究路径。·维拉科特(Jo Vellacott)以WILPF早期和平工作为例来论证追求社会正义和女性平等与谋求世界和平是有机统一体,全球和平主义女性应该共谋之,由此,女性的社会性别空间从民族国家延展至全球。蕾拉·J.拉普(Leila J.Rupp)有一篇文章,从跨国视角研究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的跨国妇女组织,她从社会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多重维度探究妇女组织国际网络的形成及其意义,较有参考价值。艾利克·A.库尔曼Erika A. Kuhlman,1997)引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苏联巴赫金的语言学理论,探究了包括女性改革者在内的进步主义和平团体在备战并最终参与一战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更具体地说,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可以探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概念以及它们与军国主义、民主、公民身份和种族等观念的关系,而这些如何使美国公众和政府赞成美国加入到一战。温蒂·B.沙雷尔(Wendy B.Share,2004)借用杰奎琳·J.罗斯伊特(Jacqueline Jones Royster)的“政治启悟”的概念,即获得信息、以各种方式利用这种信息来表达生活和经历,来逐渐确证、思考、改善、解决难题的能力,来揭示WILPF和女性投票者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如何运用她们的政治启悟来质疑各种社会关注的话题和不公,她最终指出,WILPF女性本质主义的和平修辞没能团结起全球女性群体。文化和语言学转向虽为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但不能脱离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来分析。史学家大卫·P.帕特森(David S.Patterson)的《寻求协商的和平:一战期间妇女活动和公民外交》不是关于妇女和平党或者其领袖的专著,却是为数不多的一部一战期间女性和平微观史。女性主义视角不是本书特点,但是公民外交的探究让我们重新定位和评价一战期间女性和平活动的影响力。

此外一些学者虽然并非单纯研究妇女和平党和WILPF早期史,但是他们关于女性、战争与和平的理论思考或许为后来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B.埃尔斯塔(Jean B.Elshtain)批判在战争年代男性/“正义战士”、女性/“美好心灵”的二元对立,强调混杂是一种常态,即历史上的男性有和平者,女性有好战者。孔福尔蒂尼(Catia Cecilia Confortini)将女性主义和平理论置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之下重新界定女性主义、国际关系与和平研究的关系,在探究19451975WILPF的女性主义方法策略与战略时,提出新的分析工具“智识同情”(intelligent compassion)。

国外关于美国妇女和平运动、妇女和平组织的研究开始的时间早、成果多、理论研究较多,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却是近几年的事情,取得的成果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刘炳香的博士后出站报告19世纪至今欧美和平主义运动的综合性研究,少有涉及女性群体和组织。王立新、王睿恒引入和平学概念,把WILPF为代表的妇女和平组织列入自由和平主义团体,指出该团体推动了1920年代裁军运动和使战争非法化运动,影响了一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徐蓝对一战前后欧美和平运动、战争提出新的思考,她认为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有时会事与愿违,反而鼓励战争。近些年,国际妇女争取自由与和平联盟、简亚当斯的女性主义和平思想成为硕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如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张楠探究1915-1945年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活动,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王红欣论述简•亚当斯女性主义社会思想。近些年,女性主义和平学在中国兴起,李英桃的《女性主义和平学》是中国第一部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和平学的著作。胡传荣借鉴琼W.斯科特的社会性别概念,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视角分析战争与和平。

综上所述,一战期间美国妇女和平运动研究经历了从妇女史到妇女和平史、到女性主义和平史研究路径的转化。在研究内容上,妇女和平理念、妇女和平实践、妇女和平组织成为研究重点;在研究视角上,学者放弃单纯挖掘女性参与和平的叙事史框架,而是把女性作为历史的主体,探究性别、国籍、种族、阶层等多元因素,同时引入跨国视角;在研究方法上,呈现社会性别、和平学、全球史、文化霸权、语言学等跨学科研究路径。关于这一主题的国内研究较为薄弱,未来仍有发展的方向。第一,缺乏对女性、战争、和平问题的宏观理论思考,因此,提升中国学者的理论素养,建构中国特色女性主义和平学任重道远。宏观理论思考的前提是爬梳女性群体在历史长河中对战争与和平的不同选择,厘清不同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强调女性选择的主体性,不能单纯归咎于“父权制”压迫。第二,在研究视域上,从广域性、全球视角立足一战前后国际和平网络,要认识到美国女性和平领袖的和平思想及和平实践是国际女性和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她们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不能落入“美国例外论”的陈词。同时多维度挖掘这一时期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女性的国际参与,注重横向联系、比较。第三,注重女性群体因多重社会身份(如美国公民、外来移民、女权主义者、反战人士、妻子、母亲等)在战争与和平事宜上的多重选择与考量。

 


文章来源:《全球史评论》2019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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