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开忠：20世纪贵州的三次民族调查及其价值与意义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在先秦时期就有有关文献记载, 司马迁《史记》就列有《西南夷列传》, 该传记载有今贵州地区的民族情况, 此后的正史中除了《梁书》、《陈书》之外均有这一类似的传记来对贵州地区的民族情况进行记述的。非正史的史书如《华阳国志》、《蛮书》等更是有较多的记载。贵州的地方志书是记载少数民族情况的一类重要古籍。这些记载, 有的是作者的亲身调查, 有的是利用文献资料, 这些是可以看做是早期对贵州民族的调查研究, 这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一、三次民族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调查

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 上海的大夏大学迁至贵阳, 一些教师和相关人员开始对贵州省少数民族的研究, 一直到该大学迁回原址为止。据初步统计, (主要是以发表文章的人来统计) 在这一段时间里, 参加的人员有罗荣宗、童振藻、吴泽霖、王静寰、王文宣、凌纯声、何士能、杨汉先、陈国钧、皮自牗、王嗣鴻、彭启文、姚人明、白敦厚、王建光、邱纪凤、王建明、管承泽、何建民、粱欧第、李植人、胡鉴民、李德芳等23人。文章主要发表在《国师季刊》、《民族杂志》、《贵州苗夷社会》、《边疆服务》、《边声》、《民族学研究集刊》《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论文集》、《边疆研究》、《边事研究》、《边铎月刊》、《黔灵》、《边政公论》、《康藏前锋》、《文讯》、《边疆研究论丛》、《边疆研究周刊》等。发表的文章共48篇, 其中, 综述类4篇, 民族分布、族称类9篇, 经济生活类7篇, 语言文字、文化教育11篇, 习俗类13篇, 其他类四篇。

(二) 50年代初期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0年8月, 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在团长费孝通教授带领下, 到贵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向中央写出了多项调查报告。1956年6月,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要把全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清楚”的指示,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会长彭真主持部署, 确定了“首先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 然后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 进而对各民族历史作系统的研究”的工作方针。

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由吴泽霖教授任组长, 其下又分为具体的某一个调查点小组等, 每个组由3-5个人组成, 人数有数十人之多。在贵州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获得大量的民族学资料。这些资料编印成27册, 有几万字一册的, 也有十几万字的。这些资料集有按民族来划分的, 如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壮族的经济、婚姻、宗教等, 也有按专题来划分的, 如布依族的亭目制度, 红军长征过贵州等。由于苗族的人口多, 分布的面比较广, 因此, 调查的点相应地比较多一些, 资料集也就相应要多一些。

(三) 80年代初开始的“六山六水调查”

1982年6月, 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第二届年会在贵阳召开, 与会同志积极赞同“六山六水”民族综合考察, 并开始筹备工作。1983年3月2日至5日在贵阳召开建队会议, 随着就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调查。

这次调查共编印了24本文集, 前十集是综合调查, 后十四集是专题调查。第一集《月亮山地区民族调查》, 共有近40人参加, 写出31份8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 人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等单位组成。从第二集开始到第十集叫《贵州民族调查》。《贵州民族调查》 (之二) , 此次调查共有30多人参加, 来自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博物馆等单位, 共写出30篇近90万字。《贵州民族调查》 (之三) , 该集共收集调查报告35篇, 约70万字, 参加人员约37人, 由省社科院、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等单位人员组成。《贵州民族调查》 (之四) 由省社科院、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等单位人员组成, 有61篇调查报告共120万字, 参加人员50多人。《贵州民族调查》 (之五) 由省社科院、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等单位人员组成, 有43篇调查报告共60万字, 参加人员45多人。《贵州民族调查》 (之六) 由省社科院、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等单位人员组成, 有45篇调查报告共60多万字, 参加人员47人。《贵州民族调查》 (之七) 由省社科院、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等单位人员组成, 有61篇调查报告共120万字, 参加人员50多人。《贵州民族调查》 (之八) 由省社科院、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等单位人员组成, 有61篇调查报告共120万字, 参加人员50多人。《贵州民族调查》 (之九) 由省社科院、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等单位人员组成, 有61篇调查报告共120万字, 参加人员50多人。《贵州民族调查》 (之十) 由省社科院、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等单位人员组成, 有61篇调查报告共120万字, 参加人员50多人。

从十一次以后, 则进行了专题调查, 第十一集《麻山调查专集》, 共有59篇文章, 其中调查报告29篇, 汇报材料30篇, 有50余人参加调查。第十二集《贵州少数民族妇女调查》, 共有32篇文章, 有30余人参加调查, 涉及到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满族、回族等民族。第十三集《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屯堡人专集》, 其中, 屯堡人10篇, 爱国主义27篇, 其他1篇。第十四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脱贫之路调查专集》, 其中, 脱贫32篇, 精神文明建设5篇, 其他7篇。第十五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明专集》, 共48篇文章, 涉及到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仫佬族、屯堡人等。第十六集《北盘江乌江都柳江综合调查专集》, 共31篇文章, 其中, 北盘江流域20篇, 乌江流域5篇, 都柳江流域3篇, 其他3篇。第十七集《贵州民族地区小康村调查》, 共26篇调查报告, 涉及到全省民族地区。第十八集《贵州民族地区生态调查》, 共有38篇调查报告, 涉及到全省民族地区。第十九集《贵州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及开发调查》, 共52篇调查报告。第二十集《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调查》, 共40篇调查报告, 涉及到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第二十一集《贵州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及其开发调查》, 共42篇调查报告, 第二十二集《贵州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与宗教问题调查》, 共28篇调查报告。第二十三集《贵州都柳江流域民族乡土知识调查》, 共6篇, 第二十四集《六盘水市民族物质文化遗产个案调查》, 共有21篇调查报告。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引用,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织人员对24集资料进行了选编, 按民族分别组成10卷, 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1)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主编:李平凡、颜勇,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苗族卷) , 共收调查报告44篇, 75万字, 按历史、文化、经济等顺序编排,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2)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主编:李平凡、颜勇,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布依族卷) , 共收调查报告40篇, 71万字, 按历史、文化、经济等顺序编排,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3)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主编:李平凡、颜勇,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侗族卷) , 共收调查报告40篇, 70万字, 按历史、文化、经济等顺序编排,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4)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主编:李平凡、颜勇,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彝族卷) , 共收调查报告41篇, 70万字, 按历史、文化、经济等顺序编排,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5)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主编:李平凡、颜勇,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水族卷) , 共收调查报告38篇, 70万字, 按历史、文化、经济等顺序编排,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6)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主编:李平凡、颜勇,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土家族卷) , 共收调查报告53篇, 71万字, 按历史、文化、经济等顺序编排,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7)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主编:李平凡、颜勇,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仡佬族、屯堡人卷) , 共收调查报告47篇, 其中, 仡佬族33篇, 屯堡人14篇, 共55万字, 按历史、文化、经济等顺序编排,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8)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主编:李平凡、颜勇,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仫佬族、满族、羌族卷) , 共收调查报告44篇, 其中, 回族3篇, 白族1篇, 瑶族24篇, 壮族6篇, 畲族1篇, 毛南族1篇, 仫佬族4篇, 满族2篇, 羌族2篇, 共75万字, 按历史、文化、经济等顺序编排,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9)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主编:李平凡、颜勇,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经济卷) , 共收调查报告45篇, 其中, 民族理论与政策14篇, 民族经济31篇, 共71万字,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10)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主编:李平凡、颜勇,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 (民族语言卷) , 共收调查报告21篇, 其中, 苗族语言5篇, 布依族语言1篇, 侗族语言4篇, 彝族语言1篇, 仡佬族语言5篇, 水族语言3篇, 瑶族语言3篇, 共53万字,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该丛书获得贵州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调查报告类一等奖。

二、三次民族调查的价值

首先, 三次调查都为贵州的民族研究积累了资料。

虽然第一次调查的文章只有48篇, 但它是现代民族调查的开创性工作, 意义不容低估。第二次调查的人员和写出文章明显比第一次要多, 涉及到的内容广泛, 而且是对以后的民族研究有直接的影响, 《中国少数民族》、《民族简史、简志》、《自治地方概况》、《语言简志》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就是在这次大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第三次调查, 即“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对贵州少数民族进行了较系统和全面的民族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为民族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学资料, 为进一步研究贵州的少数民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民族学的中国化、建立中国特色的民族学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指出,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是新时期中国民族学研究事业进程中的重要学术工程。……这项工程不仅为贵州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省情资料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繁荣的工作思路, 而且为中国民族学研究事业拓宽了深入田野、积累资料、培养人才、推进学术的发展道路”。

其次, 每一次调查都有自己的中心。

第一次调查是了解贵州各个民族基本情况的调查, 所以, 文章多是从族称、婚姻、习俗等谈起。第二次调查是以服务当时的形势而进行的, 就是要了解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阶级构成情况等, 从而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提供资料。第三次调查是根据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来展开的。如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十分突出, 决定对全省最贫困的属于“老、少、边、穷”的麻山民族地区进行专题的全面调查。以后还组织了“贵州民族地区小康村调查”, 帮助各级党政部门总结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等。

第三, 三次民族调查培养了一批民族学研究的人才。

培养了贵州的、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人才。培养了一批贵州本土的民族学研究人才, 如杨汉先、向零、张民、张济民等。培养了一批本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人才, 如苗族的岑秀文、布依族的柏果成、侗族的向零、张民等等。

三、三次民族调查意义

首先, 每一次调查都建立有组织机构。

为了搞好调查组织机构是一定要建立的。我们以贵州“六山六水”第一次调查为例。向零为队长, 张民、柏果成为副队长, 余宏摸为秘书长。分为以下调查组:

瑶山公社调查组:由贵州民族学院组成, 领队柏果成, 组长史继忠, 组员:杨庭硕、姜永兴、石海波、石开忠、袁明全、张胜荣。

加宜公社调查组: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组成, 组长王承权, 组员:夏之乾、刘龙初。

计划公社调查组: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成, 组长岑秀文, 成员:吴永清、陈国安、黄才贵、赵大富。

孔明公社调查组。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组成。组长陈天俊, 组员:牟代居、赵崇南。

瑶语调查组: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组成, 组长张济民, 组员:徐志淼、李玨伟。

都柳江考古组:由贵州省博物馆组成。组长席克定, 组员:林齐维。

以后各次调查都设有组织机构。

其次, 有理论和学术指导。

理论指导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具体说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学术指导以“六山六水”民族调查为例。此次调查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对调查人员的培养和训练工作, 每年组建调查队时, 都要求队员认真做好调查前的资料准备, 学习有关的方针政策, 写出调查提纲, 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 年轻队员不断增多, 每年还根据调查的主题, 安排2~3次专题的学术讲座, 如扶贫开发、民族文化、贵州近代史、习惯法、新时期党的宗教理论政策等内容, 不断丰富调查队员的相关知识, 提高队员的素质和调查质量。

第三, 有著名的专家学者, 早先的吴泽霖、杨汉先等, 而全国性的社会历史调查是直接在费孝通等人指导下进行。

贵州省的“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是与费孝通等的指导分不开的, 更有其学生或者说是新中国的第二代民族学家的参与。

第四, 有专门的民族学的专著出版。

《苗族简史》、《布依族简史》、《侗族简史》、《水族简史》、《仡佬族简史》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后完成了《贵州省志·民族志》的编写。此外, 还有《贵州瑶族》、《灵魂安息的地方—贵州民族墓葬文化》、《明代彝族女杰奢香》, 《夜郎故地上的古汉族群落—屯堡文化》、《仡佬族》、《水族》、《苗族》、《土家族近百年史》、《奇异的石头世界—贵州岩石载体文化》、《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

第五, 每一次调查都有经费的保障。

由学会或者是调查的组织机构行文向政府相关机构申请专门经费, 政府部门都给予了积极支持, 保证了调查的顺利进行。

第六, 中国民族学学科、学派的意义。

学科研究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实际, 既有学术、理论的研究, 又有应用的研究;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 这里既有学术的指导, 又有政府等实际部门的领导与支持;有雄厚的资金的支持, 这是完成研究的重要保证;出版的著作学术性规范, 而且有连续性。

作者：石开忠，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原文刊发于贵州民族研究,2017,3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