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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强: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础

2021年05月22日 11:30  点击:[]


董强: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阐明了我国民族工作的基本理论与根本原则,以及民族工作的方向和目标,涵括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制度、法律等民族事务治理的一系列问题。习近平关于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以往的民族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民族工作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笔者认为,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的重要论述,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有必要深刻探析习近平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础,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本文将首先对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理论阐释,进而具体探析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

政治哲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就是用哲学思辨的方法,从纯理论角度探讨政治关系的本质、目的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政治价值和政治本质,是关于一般政治问题的基本理论、方法和体系,也是其他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政治哲学就其内容而言,非常古老,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在国家治理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学说,西方古代政治哲学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开创的道德哲学和“伦理政治”,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善政思想”,雅典实行的全民政治平等和民主自由。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在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推动下,近代欧洲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是以人的自由权利、“天赋人权”为价值旨归,追求和维护“市民社会”的公民基本权利,包括平等、自由、民主以及私有财产权利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百家争鸣,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都提出了关于治国理政的政治哲学理念,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

政治哲学作为一种价值理性,彰显着对现实政治及现象的实然批判和对理想政治制度和优良政治的应然诉求。政治通常是作为“为人之理”而被思考的,是一种与“自然之理”相区分的“为政之理”。政治哲学旨在为政治寻求理性,“面对一个问题,与其说政治哲学要提供实质的答案,不如说它更关心这个答案为什么是正确的,是应当认可的,是讲道理的人不得不接受的”。所以政治哲学是对人们政治活动、组织形式和治理理念的反思和批判,也体现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最佳政治”的追索。虽然政治哲学的内容古已有之,但政治哲学的概念直到20世纪初才于学术界流行起来。所以,直到20世纪上半叶,政治哲学才被赋予概念的意义,并逐渐成为一门实用的学科。“对一个国家而言,任何时代都有与其相适应的一套政治哲学体系,盛世有盛世的政治哲学,衰世有衰世的政治哲学,转折时代有转折时代的政治哲学体系”。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转折时代的政治哲学体系。“社会主义”代表对以前的继承和稳定,“中国”代表基于中国国情,“特色”代表着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哲学方法走出一条立足中国国情的实事求是的新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动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政治性质、政治目标和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政治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为方法论,以“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前提预设,追求真正的(或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的平等、自由、民主、公正、正义、法治、文明、包容等价值理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以“人类解放”为价值取向,追求“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与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根本区别。所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追求的是“市民社会”的公民基本权利,如平等、自由、民主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探索的是人类在社会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大量涌流之后,“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们生活和身体的第一需要”时的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安排,是人类在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后,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真正意义上(或更高层次上)的平等、自由、民主、正义、公正、法治、和谐、包容等价值理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自己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追求,同时也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上不断探索,与时俱进地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与时俱进的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牢记历史不忘初心”“构建两个共同体”“精准扶贫,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等思想,都是与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与时俱进的中国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民族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提出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创立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20世纪上半叶,列宁和斯大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形成了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加以补充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把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并被中国共产党接受和传播。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于人类解放的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包容、和谐等基本政治哲学理念,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基本民族理论,并联系中国国情族情实际,创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当家做主、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族问题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民族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中国的民族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邓小平民族理论,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胡锦涛等第三代领导人在解决民族问题、领导民族工作中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民族理论创新上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从理论渊源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民族理论为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质和政治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理论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深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多次发表关于民族问题、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讲话,形成了新时代习近平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包括尊重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存在和历史贡献,牢记历史,不忘初心;坚持民族平等,将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笃行“以人民为中心”,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民族工作中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努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等。

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权性质、政治目标和价值取向,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一脉相承,又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内涵和理论成果。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民族问题和现阶段民族工作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民族工作重要论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从政治哲学和价值理念的维度探析习近平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础。笔者认为,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高度,探析习近平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础,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把握习近平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思想精华和精神实质,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民族工作重要思想所蕴含的价值理性和政治文明,从而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以下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与尊重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存在和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价值观与坚持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马克思主义个体与整体有机统一观与“石榴籽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主义人民价值主体观与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与习近平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五个维度展开论述。

二、五个维度下习近平民族工作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与尊重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存在和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认为:在历史观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在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中形成的,对于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来说,它是先在的。每一代人所面对着的社会存在都是前人活动的产物,对后人来说它是一种既得的力量,后代人对此不能自由选择。我们必须尊重客观存在,坚持实事求是,牢记历史,不忘初心。中国56个民族都是历史的存在,在中华大地上长期生存繁衍,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且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发展抛洒热血、共御外辱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所以我们在民族工作中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胼手胝足,各自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化。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书同文,车同辙,量同衡,行同伦”。自秦朝开始,中国历朝历代就非常重视对周边民族的统辖和管理。秦代创设道制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代北击匈奴设立西域都督府统辖新疆,唐朝设置了800多个州府治理边疆,元代设宣政院统领宗教事务和管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朝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清朝设立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等等。在治理理念上,既强调天下一统,又强调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自古以来炎黄华夏不仅仅是指纯血缘的中原华夏族,而是由华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泛血缘关系。夏中有夷,夷中有夏。周边少数民族钦慕中原文明,进入中原学习中原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同时也给中原华夏带来他们的文化、农业技术和手工技术;汉族也有因为戍边和战争等原因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了文化与生产经验、技术,从而形成了各民族交错杂居的人口分布格局与共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格局。在商业方面,民族之间也长期进行商品交换和贸易往来,“旧随汉使千堆宝,小答胡王万罗匹”,反映的就是唐朝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友好往来和贸易交换。文化上,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创造了各自的优秀文化。蒙古族在空旷的草原上创造了字少调长、高亢悠远的蒙古长调;青藏高原从14世纪以来就流传着戴着面具、以歌舞演绎故事的高亢雄厚的藏族戏剧;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赫哲族伊玛堪说唱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2011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赫哲族伊玛堪说唱”被列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少数民族创作的文学名著也是璨若星河,代表性英雄史诗有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这三部作品均被列入世界英雄史诗之林,令世界学者关注和推崇。还有维吾尔族的长诗《福乐智慧》、彝族的创世长诗《阿细的先基》、白族的《创世纪》、哈尼族的《奥色蜜色》等都是优秀的经典作品。所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历史上中国虽然有过分分合合,但统一是主流,是大趋势,分裂是短暂的。所以各民族在这片故土上共同辛勤耕耘,披荆斩棘,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渊源。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通过迁徙、商贸、戍边、联姻等方式相互交流交融,形成了你我共融唇齿相依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外敌入侵时,各族同胞同仇敌忾,共御外辱,大家心连在一起,血流在一起,一起保家卫国,确保中华民族山河无恙。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在共同抗击武汉和湖北疫情的伟大斗争中,各族人民勠力同心,众志成城,不仅踊跃地捐钱捐物,在荆楚战场上也跃动着无数少数民族医务人员的身影。

中国56个民族都不是近期才移居到这个国家的移民,更不是客居在这片土地的过客,而是历史地居住并耕耘在这片故土上的主人,长期地用汗水浇灌着这片土地,用热血捍卫着这片土地,用智慧改造着这片土地。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作出过伟大的历史贡献。习近平在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讲到:“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价值观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逻辑起点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论述了由于人们自然或生理上的不平等,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导致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足、更光荣、更有权势甚至叫别人服从他们。马克思指出,改变这种情况有赖于“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有赖于“劳动力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有赖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赖于“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以,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自明的自然法权。作为个体的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每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马克思主义一直主张民族平等,不同民族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平等包容。每个民族能够存在并延续下来,一定有其优点和特点,一定有其优秀文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强调:“直到现在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些优点。”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里面指出,“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等现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者”;在《关于民族政策问题》中强调指出,“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各民族完全平等,一切民族的工人应该团结和打成一片”。斯大林也指出:“破坏民族平等原则,容许一个民族有某些特权,就是置自己的民族政策于死地。”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是反对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最好的理论武器。西方有的国家曾把不同民族划分为三六九等,搞强制同化、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乃至种族灭绝等惨绝人寰的政策,制造了许多血泪史。

中国共产党一直践行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新中国的成立为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和紧密团结掀开新的篇章,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民族平等,而且在建党、建军、建政等实践方面贯彻民族平等原则。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实质”提出民族平等的理论和政策,具体包括:“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 “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为了体现民族平等,禁止民族歧视,早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发布《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和侮辱。比如将“归化族”以“俄罗斯”的族称替代、以“普米”替代“西番”的族称等。再比如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区府“迪化”改为“乌鲁木齐”,将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府“归绥”改为“呼和浩特”。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20199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讲话,进一步明确指出:“民族平等是我们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没有经济发展的平等,就无法实现民族平等。党的十八大以来,除了强调各民族政治、文化、法律上的平等之外,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20151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昆明接见7位贡山县干部群众代表时明确要求“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要确保中国各民族平等,还必须从制度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区域自治”就是明确各民族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一区域,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民族自治”就是确保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2014529日,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2014929日,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高度评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重申了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动摇的基本方针。所以,我们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和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一切怀疑和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言行,我们要贯彻执行中央的“三不容”精神,坚决予以抵制。

民族平等也是当代国际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理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演进,尤其在当代社会,民族平等已经成为各国人民所普遍信奉和孜孜以求的价值标准,也成为国际法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保护少数民族平等权益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定了许多关于保障少数人权利的法律性文件和规定。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公民,我们要从心灵深处树立“民族平等”“尊重多元、包容差异”等价值理念,克服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消除民族傲慢、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笔者认为这应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文明修养和道德准则。

()“石榴籽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个体和整体的有机统一观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所以,马克思认为不仅自然界是有机体,人类社会也是一种有机体,人类社会是由它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因其固有的内在联系而构成的有机系统,它是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而存在和演进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样,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民族既自成单元,又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有机整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像石榴一样,每颗石榴籽自成单元,但它们又紧紧拥抱在一起,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脉气相连,共同构成一个石榴果的有机整体。

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各民族自古就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文化上互鉴,经济上互助,情感上互亲,婚姻上互通,人口上交错分布,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外国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把我国各民族命运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抗争中,血与火的洗礼让各族人民深刻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民族是不同的个体,个体不能脱离有机整体而单独存在。中华民族这个“一”贯穿于“多”中,对于多民族来讲它是主线和方向。多民族的“多”作为中华民族“一”的要素和动力,是对“一”的丰富而不是削弱。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活力有赖于不同家庭成员的存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和“一”,就是个体与整体的有机统一。

早在1989年,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曾就搞好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大团结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进行过具体的思考,并撰写成《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后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2014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把这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实际上,“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正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我们要加强宣传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积极培养各族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重大场合,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并把“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作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的核心内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作为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民价值主体观与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价值主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要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英雄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其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英雄只能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才是历史创造的主体,这是一种群众史观。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理论学说,从根本立场上解决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让占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除枷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全面自由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是既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奋斗的落脚点。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书写着和创造者。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当今中国党和国家的根本价值取向。发展必须依靠人民,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各族人民共创美好未来、共享中华民族新的光荣和梦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面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贫富差距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让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奔小康。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民族地区大多位于西部和边境地区,地理上较为偏远,自然条件较差,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低,多数产业处于低端,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加之人口居住分散,公共服务半径大,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成本高,所以,贫困发生率在少数民族同胞中尤其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11个在民族地区,片区内的680个县中,有351个属于民族地区,其中155个属于主体功能限制区或禁止开发县。 目前,民族八省区的生产总值加起来仅相当于广东一个省,民族地区人均GDP只有全国水平的78%。按贫困率算,全国平均8.5%,而民族地区平均17.1%,比全国高一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地区是短板,是重点,也是难点,为此,党和国家一直在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国家从各方面持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适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划,既有涵盖整个民族地区的全局性重大举措,又有为民族八省区分别量身定做的专项政策。

党的十九大又提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身体力行到民族贫困地区视察考察,走进少数民族群众家里与少数民族群众促膝谈心,指导民族地区的扶贫脱贫工作。这些年来他走遍了全国所有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区。近年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成果卓著,经济社会得到了很大发展,很多民族地区都实现了脱贫摘帽,正在向奔小康的新目标进发。只有带动民族地区经济跟全国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少数民族才会真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真诚地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发展是最大的人心工程,如果民族地区不能跟全国一道共同发展,贫富悬殊太大,就会导致少数民族心理失衡,进而导致民族关系失衡。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

每个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不同,历史文化特色各异,贫困家庭每个家庭致贫的原因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民族地区扶贫的工作实践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发挥比较优势,研究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致贫的原因和脱贫发展的出路,坚持精准扶贫脱贫,推进民生保障精准化精细化,研究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发展出路的比较优势和差异化。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决胜之年,也是中国全面奔小康的决胜之年,全面奔小康一个民族不能少,一个家庭不掉队,这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让各族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4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但中国边疆地区主要分布和居住的是少数民族,中国2.2万公里的国境线,有1.9万公里都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全国136个边境县(旗、市、市辖区)中,有民族自治地方107个。“兴边富民”事关我国的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所以,我们还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兴边富民,共同发展,才能巩固团结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与习近平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也是有秩序有规则的,即有“法”的,即使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以后,许多问题仍然要用法来解决,甚至很多问题要到法庭上来审理。所以,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都需要良法治理。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我国的法律是由人民制定的,所以也体现了的人民意志和根本利益。

民族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立国原则,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国家民族事务的治理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管理都必须立法保障,于法有据,依法治理。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1984年我国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部法律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是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权利的基本法律,为我国民族工作走向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新阶段。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特别部署了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工作,强调指出,2014年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30周年,要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落实好,要加强对规范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 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相关意见,对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作出部署;同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相关意见,再次强调要坚决防止和纠正针对特定民族成员的歧视性做法。2019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要坚持一视同仁、一断于法,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保证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对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要严密防范,坚决打击。”

各个民族自治区也根据本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从1979-2017年期间制定了183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另外还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旅游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西藏自治区自1965年成立以来,制定了290多部地方性法规,还颁布了《西藏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旅游条例》《西藏自治区公路条例》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已制定出台了地方性法规151件,现行有效的法规性决议、决定41件,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网络安全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等自治条例。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为本区域的事务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新时代我国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习近平在20209月召开的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了这一点,指出:“要高举社会主义法治旗帜,弘扬法治精神,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实到新疆工作各个领域。要全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树立对法律的敬仰,加强立法保障,自觉依法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才能得到快速发展。

 

作者:董强,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院长,教授。原文刊发于民族研究,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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