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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乔杨《故乡的原风景:村落人类学》(之一)

2021年05月22日 09:07  点击:[]


李乔杨《故乡的原风景:村落人类学》(之一)

 

村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及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载体。中国村落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与源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魂,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虽然传统上的人类学研究大多也以一个社区或一个村庄为研究区域,具体到中国的实际,尤其是当下我国西南省份的传统村落已纳入到住建部等部门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民族地区特色村寨已纳入省级保护绿色发展道路之背景下,对村落的研究就有了特殊意义:其核心是保护传统文化,根本是保护人。为此,本研究立足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基于社会人类学与新近之文化熵和弗兰肯斯坦鹰理论,论证中国西南所赋予村落人类学研究的区域性、必要性与独特性。

 

一缕清风,呼唤遥远的记忆,几朵浮云,装点生命的葱绿,最早的呼吸,穿越动人的绮丽,最初的美丽,就在这里。

村落是人类聚落文明的起点。在这之前,人类依林而狩,择穴而居。虽然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巴比伦,距今已有约5000年的历史,但是,现代城市的规模出现却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城市大约同期在黄河流域出现。诞生于东方的黄色文明较之于西方的蓝色文明,其成熟发展的步伐要比西方缓慢得多,如中国在1888年才开始用上电灯,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国家。在古代典籍里人们看到的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之浓浓的乡土中国气息,而无西方机器的轰鸣与城市的喧嚣。所以,中国文化的源头与灵魂扎根于“良田美池”中。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展;乡土中国已成往事。古人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伤感情怀在后现代的今天变得弥足珍贵。人们这时才意识到“故乡的原风景”是在“村落”里。“原风景”之概念兴盛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以奥野健男的著作《文学中的原风景》(《文学における原风景》)为起始,从文学延伸到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环境学、音乐学、建筑学等多个领域。

一、问题的提出

人是如同宇宙一样复杂的超级动物,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专门研究人、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的人文社会学科。语言学研究人的各种话语,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活动,政治学研究关于人的制度,伦理学研究人的道德,经济学研究人的口袋,社会学研究人的社会属性,民族学研究人的族性等等。同时,人又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永远不会珍惜拥有的,却又总是觑觎无数。因此,泰戈尔有“群众是残忍的,但个人是善良的”之叹。这些学科皆从人的某一视角出发去研究人,但真正对人的整体研究,非人类学莫属。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过去与当代人类社会的学科。从文化、社会与生物等不同面向研究整体的人,分为四大分支:文化、考古、生物与语言。人类学擅长以整体观(holism)和比较观来理解当代与过去的社会,以在不同空间与时间尺度中移动的多重视角,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面向,观照在不同政治经济与历史力量交错碰撞下,人们如何适应、协调、对抗与挣扎。人类学既研究异文化也研究自身文化,透过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与过往累积的知识和理论对话,达成对人类社会的深度理解,保持批判视野与社会实践之能力。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通过研究者长期驻扎被研究者的社区,使用当地语言深入观察了解当地生活,掌握该社群特有的社会文化脉络。面对全球化流动与变迁下种种的撞击与冲突,人类学对不同的声音,提供了当代世界需要的文化反思与理解。奠基于在地并关注多重层次结构的研究取径,正能对多元而变动的当代社会进行细腻的观察,一方面分析各种力量如何作用于在地社会,另一方面探究所采取的响应策略。

不过,人类学有时却像一个花季的小姑娘,任人去打扮。以人类创造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叫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专门研究史前时期的人体和文化的叫史前人类学,研究患者的心理变化的叫医药人类学,以图片、音像为手段的叫影视人类学,研究人的饮食习俗与行为的为饮食人类学;还有新近出现的大数据人类学、网络人类学,不一而足。以人类聚落为研究对象的毫无疑问可以称为“村落人类学”。况且,在人类已经厌倦了都市的喧嚣与浮躁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早已驻情于“原风景”之“村落”了。

2012121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传统村落摸底调查,在各地初步评价推荐的基础上,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评审认定并公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决定将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等第一批共646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时,为指导地方做好相关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仅仅第一批,贵州就有90个村落上榜;第二批202个,第三批134个,第四批119个,第五批179个,共计724个传统村落。另外,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从2016年至2019年一共命名了4批民族特色村寨,共计颁布的民族特色村寨1009个。现在,贵州省传统村落与民族特色村寨共计1733个,为全国之冠。冯骥才认为:村落是我们5000年农耕文化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根文化的一个源头。我们传统文化的根扎于农村,如果村落文化瓦解、消失的话,我们的根性就会消失。因此,现在展开对村落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是保护传承根性文化的需要。

二、村落研究方法论:量化—文化熵论—弗兰肯斯坦鹰

很多学者把人类学归结为对传统社区或族群的文化与生活的研究,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是质性调研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研究方法已无法满足当前人类学研究的实际需要,我们认为人类学在保持原有方法和特色的同时,也需要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基本的定量与统计学知识,吸收文化熵论及弗兰肯斯坦鹰等理论。学术研究的任务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观察、分析和总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变化规律,从中提炼和创造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将被补充进人类的知识体系中,使之不断丰富与更新。要能够真正认识前人没有经历、尚未发现的新知识,社会责任、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是学者们进行知识开拓的三个重要方面。

定量研究的优势在于具有精确、实证与客观的特点,是对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的量的表征关系与量的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已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所应用,弥补了过去人类学仅钟情于质性研究的不足。另外,还有其他的行之有效且具有重要潜在意义的一种方法或理论一直为学人所忽略,即“熵定律”。这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在其著作《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中已有意味深长的描述,遗憾的是这一观点一直为学界所忽视。

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事物解体过程的学问,并为之创造了一个词,即“熵类学”。这门“学问”,它的母语法文为“Entropologie”,译成英文为“Entropology”。运用熵类学这一最先进的工具来研究最高层次的解体过程。因为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人类能够做的只能是在充分认知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与之和谐相处,这一观点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有积极意义。

人类社会从它诞生的那刻起就充满着矛盾,是建构与解构的对立统一。宇宙是由无数的系统组成的,是从有序到无序解构的一个混乱的系统,人类文化也大致如此。全球化使某一系统中的文化既包含文化的濡化也包含文化的涵化,从而导致文化的解构与建构的对立统一。在文化解构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处于一种准静态状态;同时,这一过程也在建构着另一种文化,但均属于静态的量变过程。就人类社会来说,文化熵(culturalentropy)在这一量变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事物从一种状态进入到另一种状态后,其始初时期具有相对时间的稳定性,但事物会随着熵的增减开始变化。人类文化总是处在这种解构与建构的对立统一中。在建构的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甚至会创造一个弗兰肯斯坦鹰式的怪物。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通俗的称谓为“科学怪人”。它出自这样一个故事:年轻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痴迷于当时的生物学研究,从停尸房等处挑选出不同人体的器官和组织,拼合成一个人体,利用雷电击打使这个人体拥有了生命,结果变成了一个巨型男怪。他虽然淳朴善良,对生活充满友爱向往,渴望与人一样的正常生活,但是,由于其面貌丑陋,在社会上被视为怪物与威胁,这样一来,他在社会上就无法生活下去。于是,他央求他的制造者弗兰肯斯坦替他再制造一个夫人,并允诺一旦娶得夫人,他俩就双双离开这个社区远走高飞。弗兰肯斯坦开始应允了这个怪物,但就在快要完工的时候,突然想到可能会出现的不可预知的后果,害怕两个怪物媾和、繁衍出许多小怪物而危害社会安全,于是就把这个女怪给销毁了。对未来怀着美好向往的孤独男怪物得知后,他绝望了,开始滥杀无辜的疯狂行动。他不仅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未婚妻,还杀了他的几个亲人。弗兰肯斯坦得知后决定除掉自己的作品,追踪怪物一直来到北极地带,在受尽折磨后病逝,而怪物亦自焚而死。这是雪莱夫人(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杜撰的一个悲凉的故事,却能给我们以很多启示。

关于“熵”的问题。人类一直觉得有必要建立起一个组织生命活动的参照系数。建立一定体系来解释人类日常生存的情况和缘由,这种必要性始终是每个社会最基本的文化成分。就如同希冀找到自然科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历史上的社会科学家似乎都在默默地奉献。近年来,为人青睐的“熵”之概念就是其中之一。

1865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f Julius Emanuel Clausius)提出了熵(entropy)概念。“熵”源自希腊语的“entropia”,意为“内在”,即“一个系统内在性质的改变”,在公式中一般用符号“S”表示。1923年,德国科学家普朗克(Plank)来中国讲学用到entropy这个字。胡刚复教授翻译时把“商”字加火旁来意译“entropy”,就创造了“熵(shāng)”字。熵变dSdQ(输入热量)除以T(温度)的商数。克劳修斯将一个热力学系统中熵的改变定义为:在一个可逆过程中,输入热量相对于温度的变化率,即:在这个公式里,T为物质的热力学温度;dQ为热传导过程中的输入热量,下标“reversible”表示是“可逆过程”。“熵”是一种热力学概念,它表示能量在空间中分布的均匀程度,能量分布得越均匀,熵就越大。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一个孤立系统在自由发展中,其熵单调增大。这种概念的核心是其不可逆性。即是说,无论何种条件的初始系统都将随着熵越来越大,状态越来越混乱,有序性减弱,无序性增强,有效能量逐渐减少,无效能量不可逆转地增大。

在人类社会里,任何生命都是一个减熵过程。活着的物体无时无刻不在与增熵抗争,与不可逆过程抗争。在一切标本中,熵增加原理的关键词就是“孤立”与“开放”——这是任何系统得以存在的根本。简单地说,一个孤立系统由于熵单调增大,终归会趋于全部能量无效化,终至死亡;而开放的系统因为可以由外界吸收能量,将延缓这一过程,甚至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动态循环。该理论中的场域概念,即“系统”与人类学的基本方法——田野民族志方法中的“田野”,在村落人类学研究中,与“村落”均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村落人类学:故乡的原风景

人类学研究的本体是人,是探讨人和人性的学问,是向人的心性和主体间性的靠近、回归和挖掘。人类社会的一切学科应立足于关注人们在世界生活中的自在与和谐。人类诸学科史及各学科的整合,呈现出不断归向人类自身的趋线。人是一切价值和意义的源泉,人类文化的各个扇面都是开拓意义以及提升人的主体性的过程,人类渴望了解自身及其存在的意义,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本性,对意义的感知、释现是人所特有的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一个基点,近代以来人类解决自身矛盾的理论范式及其转折伴随着历史时代而更演。人文社科理论与范式的更演总是随自然科学的变化而变化,但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呈螺旋式进步趋势,如同一个星球一样,除了公转之外,本身也自转。人类学好比是一个太阳,有很多大小不一的行星围绕它转动,过去几个比较耀眼的行星是文化(社会)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及考古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太阳系”现在已诞生了很多大小不一的新行星,如都市人类学、乡村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网络人类学等,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类学星系”。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还会诞生更多的小行星出来。人类社会的演进是呈加速度螺旋式进阶的。从地心说,发展到日心说再到后来的银河系学说,以至于现在的宇宙无限说,每一个概念的提出都意味着人类的巨大进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人类渴望现代化,为之贡献人类的智慧,科技的飞速进步,使得偌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然而,当人们意识到现在的便利是以牺牲地球的资源为代价的时候,便开始为拯救地球而呐喊,为延缓地球资源的衰竭而努力,因此诞生了一些新的学科,如环境学、地球学、绿色学、宇宙学等。这些学科不仅寄托于古人的智慧,还把生的希望寄托于浩瀚的宇宙,倡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不否认这些古老的理念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但是说几千年前的古人就知道社会应然地按照这个样子发展,人类才安全,未免有牵强之嫌。斯特劳斯意欲把人类学定义为“熵类学”也实乃善良之驱动,就是达到减熵的目的。不知从何时起,后现代的人们开始崇拜“原生态”系列了,厌烦乃至恐慌于自己缔造的现实转而追求一种田园的回归,向往“乡村的宁静”,努力抓住远逝的“故乡的原风景”。日本国语大辞典把“原风景”定义为:在人的记忆深处无论何时都存有的记忆,人在思想固化之前的经验,并在之后形成思想的过程中发挥重大影响。具体到当今的我们,也愈发意识到我们越来越需要,或者更加留念日渐远去的“原风景”,那座养育、伴随我们一起长大的村庄。因之,冯骥才说:传统村落才是我们乡愁安放的地方。这或许是一位作家对“原风景”的情怀与支援——实际上,有哪一座村落没有传统呢?

在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农耕历史文化的国度里成长的人们,对于“村落”的故乡有一种特别的感情,鲁迅在其《故乡》中写道: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

不管怎么说,看到这段文字会让人立即穿越到元代马致远所描述的肃杀苍凉的村落:“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村落,尤其是故乡的村落是一个离乡背井的游子梦魂牵绕的场所,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在这个村落里安放着人们的“原风景”——这是人们在后现代性情景中的一种反思,也符合现代性熵减规律;于是大都市的人们开始钟情于村落,不惜冠之以“古村落”——它是我们最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产物。可以预见,在此背景下,村落人类学将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村落人类学是人类学这个“太阳系”里面的一颗正在诞生的新星,以村落里的“原风景”为研究对象,通过“说故事”深描个人走向集体的原风景。个人意义上的原风景多形成于童年对故乡的最初体验,广义上的原风景则涉及历史性、民族性、文化性等,这些主题展现神灵信仰、神社中延续的古老习俗、非遗工艺等意象,它唤起人们的乡愁,给人以无限怀旧情愫。原风景在当代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承载着我们对自身根源的探寻,对传统文化深处的凝望。

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人类学对于村落的研究就是人类学理解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路径之一。20世纪初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后,村落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为第二阶段,1979年到21世纪初为第三阶段。这三个发展阶段都有一批代表著作问世,同时显示了中国村落人类学的发展脉络,进入新时代的村落人类学将是其发展的新阶段。

四、村落人类学:贵州之实践

贵州是村落人类学研究的富矿之地。在村落人类学研究方面早已硕果累累,目前,在这方面成体系研究的中观层面以苗疆走廊为代表,微观村落研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典型。

苗疆走廊,亦称为“古苗疆走廊”,为贵州大学杨志强教授于2012年首届“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上首次正式提出。“古苗疆走廊”指的是元明时期以后开辟的、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湖广的一条驿道及其周边呈带状相连的地域。这条驿道起自湖南省常德,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镇远、凯里、贵阳、安顺、盘县等地后进入云南省富源县,经曲靖等地抵达昆明,其走向大约与今天的湘黔滇铁路基本重合。驿道全长约1400公里(湖南常德—云南昆明),其中经过贵州省境内的路段有600多公里。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仅粗略统计,这条走廊带穿越了三省的30多个县市,涵盖面积近8万平方公里,沿线有20多个民族或族群分布,人口达2000多万人。今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应将元代开辟的入滇的“西线”及以清代以后“古苗疆走廊”为主轴连通的其他水陆交通线路纳入广义的“古苗疆走廊”范围内。如此一来,“古苗疆走廊”涵盖及影响范围将扩及整个西南五省区。杨志强教授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反思。经由住建部列出的传统村落,贵州省民委的民族特色村寨大部分就在这个区域;其中,以西江千户苗寨及朗德上寨村落研究更为出名。

西江千户苗寨之“西江模式”研究。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雷公山山麓,距离雷山县城36公里,距离州府35公里,距离省会贵阳260公里,离雷山县另一个苗族村落——朗德,约30公里,其主体由羊排、东引、也薅、水寨、平寨、也通、也东、乌嘎等8个古老的自然村寨组成,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苗寨。贵州民族大学李天翼教授于2018620日在京举行的《西江模式: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20082018)》发布会上首次提出了“西江模式”。它以2008年至2018年为时间主线,通过历时变化与现时状况的参照比较,对西江苗寨的经营管理、品牌塑造、文化遗产保护、旅游扶贫和社会治理等,进行深入、科学、系统的研究,梳理分析其10年来发展旅游的总体脉络,总结其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对其存在的不足与面临的挑战提出思考和建议。简而言之,就是对西江苗寨十年发展进行事实判断、历史判断和价值判断。因此,把村落人类学聚焦于这个区域,将会收到多重研究成果。

五、结语与讨论

为什么要研究“村落”?为什么要提出“村落人类学”?旨意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农耕文化的东方大国,村落富含人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也是拥有5000年农耕文明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根性文化的一个源头。在这些村落里直接体现出中华姓氏的血缘文化、聚族文化、伦理观念、祖宗崇拜、典章制度、风水建筑、地域特色,包括史诗、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谚语、笑话传说、歇后语等。记得住乡愁,才能守得住幸福,我们才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使命之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为了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从自身经验与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知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积累的知识体系也越来越复杂,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化。虽然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皆以社区与村庄为研究对象的田野点,但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所有人都意识到,与其说此时的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倒不如代之以“可持续发展革命”更为恰当;因此,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次革命将改变人类的个性、制度乃至文化的基础。村落人类学的研究就是以村落在场,研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并从中找到实现可持续的工具,主要理论基础是文化熵论,以之防范弗兰肯斯坦鹰现象的出现。

二是,学科发展之世界话语,即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心的道路——建设民族学中国学派体系的需要。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为世界奉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欲走向世界舞台,“理论创建是其最重要的标准”,但该如何创建?脚踏实地,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献的土壤里汲取思想营养,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焦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是客观可行的道路之一,村落人类学在此亦宜有担当。

总之,让村落人类学聚焦于西南,聚焦于贵州大地,聚焦于苗疆走廊,以“西江模式”研究按图索骥,开来学于斯世,以住建部与贵州省民委颁布的传统村落与民族特色村落为研究在场,对传统村落及民族特色村落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将是贵州人类学/民族学人对学界的重要贡献,也宜是对“故乡原风景”研究的献礼。

 

作者:李乔杨,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世界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原文刊发于民族论坛,2019(04).

 

 

李乔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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